作为一位每年观剧量100+的资深剧粉，很难想象我会错过24年这部精彩绝伦的女权剧《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伴随着观剧人数的增多，《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彻底在3、4月火出了圈，与Netflix的剧集《混沌少年时》一起在春季引爆文化断层。
两部作品虽然角度不同，但都切中了时代的命题。《混沌少年时》向整个父权系统发出叩问：是什么将一个13岁的男孩变成杀人犯？而《道格拉斯被取消了》（Douglous Is Cacelled）以近乎残酷的精密性完成了对后女权主义幻象的祛魅：我们歌颂女性主义进展时，是否忽略了那些嵌在制度齿轮间的共谋型尘埃？
文｜怪兽
编辑｜Sharon
取消文化与程序正义
在社媒上浏览这部剧的评论区，经常会看到观众对剧名“Douglas Is Cancelled”表示不解。因为在我们的语境下，“被取消”通常与活动、事件等联系，鲜有将人物与“取消（cancel）”组合在一起的说法。在中文互联网，更为大众熟知的说法是“封杀”或“抵制”。
展开剩余93%剧中，道格拉斯被取消的原因，是某天网上出现一条推文，声称他在一场婚礼上，当众开了一个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笑话。笑话内容只字未提，却逐步引发舆论风暴。
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是一个外来词汇，指的是一种集体抵制或撤回支持的社会行为模式，通常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起和放大。其目标是让某个个人（通常是名人、公众人物、有一定影响力和权力的人）或机构（公司、品牌、组织）因其被认定的、冒犯性的言论、行为或立场而承担后果，使其丧失公众支持与商业价值。
在奉行言论自由的欧美，Free Speech 与Cancel Culture 正是一体两面的存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在JK罗琳使用自己的言论自由输出大量反跨性别和性别本质主义言论之后，网友和粉丝也因为对酷儿群体的支持选择 Cancel JK罗琳。
起初，Cancel Culture 是在强权下诞生，属于弱者的言论工具，本意是打破权力垄断。正如其在 #MeToo 运动初期为无数性侵受害者提供了发声的勇气。但任何强大的工具一旦脱离对程序的敬畏和对事实核查的尊重，则会暗含被滥用的巨大风险。
在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 发起 运动后，曾短暂出现一份匿名网络名单“Shitty Media Men List”，其中有 70 多名媒体行业的知名男性被点名，包含短信性骚扰到强奸等各种罪行。
名单的创建者莫伊拉·多内根（Moira Donegan）在 The Cut 上撰文写到：“这些信息有可能被分享给那些可能不受互助网络保护的女性。这是一种防御工具，而非进攻武器。”[1] 她表示，这份表格本质上是像女性间互助网络一般的的“数字化口耳相传”机制——警告女性朋友“别单独和那个人吃饭”，只是这一次被整理成了更容易传播、获取的电子文档，初衷是让女性匿名分享经历以警示他人。
然而，莫伊拉忽略了现实社群与网络社群传播量级的巨大区别，这份名单几乎立刻泄露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Shitty Media Men List”因具备完全匿名性且未经任何核实流程，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诸多未经证实的指控，甚至存在恶意诽谤的内容，导致名单上的一些男性在毫无辩白机会的情况下声誉遭受重创，甚至丧失工作机会。
从最初作为弱者的发声工具，到虚假指控者将“受害者身份”作为可操纵的社会资本，Cancel Culture 被滥用的核心本质在于：在互联网时代，当我们为了“追求正义”的效率为放弃程序正义、事实核查和对被指控者基本辩护权的尊重时，它便可能从弱者抵抗权力的工具异化为另一种基于群体恐慌的非理性暴力。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港联配资
女权主义学者 Roxane Gay 曾提出过一个替代性概念，她说：“我不相信取消文化，我相信问责文化（accountability culture）”。她强调，我们应将焦点从惩罚转向责任、修复与对话，以此来创造回归公共的可能性。由此，她借用了另一个黑人女性主义者 Loretta Ross 提出的概念——“call in, not call out（可译为：召回、对话，而不是取消、驱逐）”。
她们意识到，当取消文化演变成一种清洗或净化机制，反而可能被用作贬低社会运动的正当性，或是被拿来当作遮羞布。于是她们的主张并不在于放弃批评，而是追求一种更具建设性、关怀性的公共实践方式。
可当每次 Cancel 都要被纳入所谓的“程序性评估”后，我们又走向了《初步举证》中讨论的话题：面对系统性权力失衡（如性别暴力），固有的法律程序常显失效、错位，甚至造成巨大的二次伤害。
于是，我们被迫陷入一系列无解的追问：被“取消”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取消”的平台是否应设定规则？“取消”的议题边界何在？是十句性骚扰言论构成取消的充分条件，还是仅凭一句即可发起指控风暴？“取消”的规模需要达到何种临界点——一百人的愤怒，还是一万人的抵制？
这一切复杂且没有量化指标的问题都揭示了 Cancel Culture 在灰色地带中的位置。权力动态游走其中，使得 Cancel Culture 可能呈现出荒谬的一面，也就是剧集《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前两集讨论的核心： 一个知名男主持在一个私人场合下开了一个有性别歧视色彩的“玩笑”至于被公众 Cancel 吗？
男性的统治与共谋
看完《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前两集，我们似乎都以为这是一部讨论后女权主义时代 Cancel Culture 被滥用的剧集。
故事在第三集走向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新阶段：通过人物时间线的回溯，揭示男性在 Cancel Culture 下人人自危的心理本质，那是由无数个无意识厌女和性别歧视行为组成的“男性人格”，是站在新的标准下审判自己既往行为的恐惧。道格拉斯颤栗的原因，正在缓缓揭开。
在宏观的层面上讲，剧集正在对整个父权制度和阳具逻各斯意识形态展开抨击。
更加精妙的是，《道格拉斯被取消了》针对的不是证据确凿的性骚扰犯托比，反而正是日常生活中以好男人、好父亲自居的道格拉斯。
这也引出了仅仅是作为旁观者和“开玩笑”的道格拉斯对玛德琳的控诉所表达的不解：“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因此受惩罚的人是我？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不论他对你做了什么（潜规则），都是他做的，不是我！”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美国学者迈克尔·金梅尔（Michael Kimmel）在《Angry White Men》中指出，传统男子气概要求男性扮演“掌控者”，而在当下的伦理语境中，过去被默许的行为——如性别歧视笑话、对不公的沉默纵容——如今却可能被追责、成为被取消的“罪证”。正是这种对失控的恐惧，使许多男性陷入身份危机与存在性焦虑。金梅尔认为，这并非是女性主义对男性的压迫，而是父权叙事的反噬：一旦男性不能再依赖旧有规则确认自身价值，那种原本被视作“特权”的地位便显得岌岌可危，继而转化为愤怒与抵抗。
这也解释了在大热剧集《白莲花度假村》第二季中经典的“教父”剧情。剧中的爷爷和父亲都表示对电影《教父》的喜爱和怀念，而接受过性别平等教育的孙子则毫不留情面的指出：“男人喜欢《教父》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现代社会阉割了，他们幻想回到可以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年代，跟所有女人上床回家后老婆也不会过问反而乖乖为他们煮意大利面的年代”。
站在观众的视角，道格拉斯被 Cancel 的第一大罪行是对于职场性骚扰的默认和漠视。当他从玛德琳眼中看到恐惧，意识到她不得不单独和托比留在酒店房间进行所谓的“面试”时，他望向“不得打扰”的门牌后说出了那句足以定罪的台词：“whatever you have to wade through, this job is worth it（无论需要蹚过多少浑水，为了这份工作都是值得的）”。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男性统治”理论认为：父权制并非仅依赖暴力压迫，而是通过男性群体间无意识的共谋（complicity） 与象征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 维持。
在那一刻，门外的道格拉斯和门内的托比形成了强壮有力且团结无比的男性集团，以深谙父权制权力运行规则为名肆意支配着年轻女性的身体，鼓励她们在自己的游戏规则下通过不常规但常见的性渠道获得职业身份或工作晋升。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在玛德琳与道格拉斯开始共事的多年时间内，道格拉斯被 Cancel 的第二大罪行在于用自身的话语权力继续巩固着社会对于女性权力获得方式的污名历史。在多次公开和非公开的场合内，道格拉斯不断暗示玛德琳是通过“和托比上床”获得的工作机会，以此贬低她的工作能力。
-It's just sometimes, people ask me when did I first know you were gonna be such a big star?（只是有时候，人们会问我是什么时候知道你一定会成为巨星的？）
-And what do you say?（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I suppose what I say usually, I reply “When I found you in my boss's hotel room.”It's just a joke. It's just a line.（我想我通常会回答：“当我在老板的酒店房间里看到你的时候。”那只是一个玩笑，一句话而已。）
剧集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父权制体系下那些共谋的大多数，剧中道格拉斯虽未直接实施侵害，却扮演着“职场潜规则卫道士”的角色。他将托比对女性的性剥削行为粉饰为女性在职场中“不得不承受的代价”或“这是值得的”，将女性困境归因为“自愿选择”，这种论调本质上将系统性压迫异化为个体生存的“生存法则”。而他针对玛德琳职业晋升的污名化调侃，恰恰折射出其对性别权力结构的深度内化与维护——他以戏谑口吻消解性骚扰的暴力本质，将女性职业成就与身体资本强行捆绑。
这让人不禁想起，在伊藤诗织诉山口敬之性侵的纪录片《黑箱日记》中，呈现了一个厌女生态的运作机制——帮助伊藤起诉的调查员A开玩笑般地表示她需要以身相许才能报答他；同意站出来为伊藤作证的酒店门卫对她说“你应该高兴那晚是我值班，我为自己感到高兴”；还有安倍晋三的竞争党派邀请伊藤加入。
正如 2017 年，好莱坞 运动指控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和性骚扰的事件中，制片公司高管明知韦恩斯坦以“酒店会议”胁迫女演员，却为其预留套房并支开安保；经纪人劝说新人演员“接受行业规则”，将性勒索美化为“职业投资”。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他们印证着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提出的“平庸之恶”——系统性压迫得以运转，依赖于无数看似无害的普通人——他们不加思考、默认规则、盲目服从与配合，在权力面前放弃了判断与责任，从而成为暴力得以制度化的土壤。
于是，面对道格拉斯的不解，玛德琳才会抛出那句面向系统的质问：“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仍有许多不像托比的男人，但是重点在于，如果你们这种男人有那么多，你们在哪里？”
道格拉斯们并非托比式的怪物，而是父权机器的齿轮：他们以“务实”之名合理化不公，用笑声稀释罪恶，最终成为压迫的基础设施。
“我不信女权，只信人权”
从 Cancel Culture 的道德辩论转向到父权暴力系统的精密解剖，我们不禁需要回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女编剧才能写出如此短小精悍的神级剧本。
事实是，本剧出自知名男编剧“魔法特”史蒂文·莫法特之手，他因《神探夏洛克》和《神秘博士》系列闻名。
编剧的男性身份让剧集中最为关键的一句台词得到了观众的大规模质疑，当玛德琳用镜头记录下托比全裸的轻浮面貌后，紧接着表示：“我不信什么狗屁的女权，我只信人权。人权遭到侵犯，不应该去加入什么运动，或者去游行、出书、举标语、写小作文高谈姐妹情谊。侵犯人权是战争行为，必须直接反击。”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不少观众认为这是男编剧在夹带私货，污名化女权。这样的指控也有很大的合理性，毕竟女权运动诞生100年来，极大提升了女性处境，而玛德琳直接否定了女权存在的意义。至于“游行、出书、举标语、写小作文高谈姐妹情谊” 等非暴力抗争行为抗争方式，不管是女权运动还是民权运动，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并不应该被认为其作用小于暴力抗争行为。
作为一名白人女性，玛德琳这句台词更是在忽略女性内部的差异性。像黑人女性学者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提出，“人权”框架常常无视交叉性压迫（如种族、阶级、性取向、残障），而“女权即人权”若未考虑这一复杂性，就仍然排除了边缘女性的真实处境。她强调：不能只有“性别”一个维度的平等才被称为“人权”。
但进一步结合剧情，可以将这段台词延伸至更广阔的讨论空间中。在酒店房间里，托比多次表明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可以很明显的感知他对于“女权主义者”的理解是具有偏差的。从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托比理解的女权更像是传统父权制统治下的“女权身份红利”，比如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女士优先”、“女性免除兵役”等，甚至是“女性可以通过性爱上位”等对情色资本的利用，是一种基于女性生理性别差异而产生的“红利”。
这种说法和观念的流行建立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本质主义上，认为人的性别是一种前政治的存在，具备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欲的因果连环链，是自然且不可撼动的。
然而，女权主义，特别是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正是要打破这种“自然”的存在。
此外，萨拉·艾哈迈德在《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中》提到：“体制通过表彰‘模范女性主义者’完成对反抗的消毒。当我们被邀请进入会议室，墙仍在那里。”托比的“伪女权”宣言正是这种 “表彰式消毒” 的典型：他自封女权主义者，实则为性剥削铺设红地毯——如同书中描述的大学将多元主任职位变为 “压迫的装潢”。
因此，在剧中“女权主义者”已经被误读的情况下，玛德琳说出的：“我不信什么狗屁的女权，我只信人权”并非是对广义女权的否定，更多是在当下的情况中否认托比口中那个被误解的“女权’，否定那个认为可以合理利用自己的情色资本获得机会的“女权’。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玛德琳将这场性骚扰行为提高到侵犯人权的高度，一方面从剧情上看是在顺应托比既有认知框架下进行最大程度恐吓和威胁，她拒绝在托比设定的伪女权框架内辩论，转而采用人权话语直击本质；一方面从两个概念的关联性上看，女权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除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存在，女权=人权也并无逻辑谬误。
“当你的身体成为战场，抽象的运动口号便显得苍白。”
玛德琳作为性侵幸存者，无论是其“反女权”言论还是最后海伊文化节采访时反对“这是全体女性的胜利”的立场都反映着创伤催生的激进个体主义。这又是我们在面前受害者个体时需要谨慎考虑的话语姿态。
至于那些抗争的方式，需注意的是剧中玛德琳并未完全否定这些形式，而是拒绝将其视为唯一正确——这反而呼应了后现代女性主义 “反抗路径多元化”主张。
最后，继续回到编剧本身的争议，我们是否相信超越生命经验本身的书写？我们是否能相信男编剧能写出这么优秀的作品？
这个问题绕不开关于性别本质主义的思考：
“经验并非牢笼，身体是可被重写的文本。”
“男性对女性经验的代言，常无意识复刻殖民者视角。”
或许我们需要结合具体的文本对待这个复杂的问题，《道格拉斯被取消了》让道格拉斯占据叙事主视角，构成 “用父权语言反噬父权” 的元叙事。莫法特的男性身份并非原罪，真正危险的是“男性凝视的惯性编码” 。
当剧中玛德琳将摄像头对准施暴者时，镜头语言彻底颠倒了凝视方向——这恰是男性编剧对自身特权的 “拍摄式自阉”。玛德琳的抗争，看似打破了权力格局，实则只能借用父权体系内部的手段完成对抗。这种复杂性，恰证明创作者能超越性别经验二元论。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最后。
我想回到第一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 一个知名男主持在一个私人场合下开了一个有性别歧视色彩的“玩笑”至于被公众 Cancel 吗？
剧集对这个“荒谬性”的探讨，其本身却悬置在一个高度简化的“真空”之中。 它构建了一个近乎虚拟的讨论环境，刻意忽略了决定现实世界中“取消”风暴能否形成、威力几何的多重关键变量：
（1）言论的冒犯性与普遍性： 那句“厌女言论”具体是什么？其恶劣程度在当下社会语境中处于哪个光谱？是普遍存在的偏见，还是极端罕见的侮辱？
（2）受众的构成与反应： 如文中所假设，道格拉斯庞大的观众群体中，必然存在不同性别、种族、年龄、价值观的个体。50%的男性观众可能觉得“司空见惯”甚至无伤大雅，但另外50%的女性观众（或其他敏感群体）可能感到强烈冒犯和不安。剧集简化了这种受众的复杂分层和差异化反应，预设了一个相对同质化的“公众”愤怒。
（3）权力结构的韧性： 现实中被指控者（尤其如道格拉斯般的“国民级”人物）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公关团队、机构庇护往往能提供强大的缓冲甚至反转能力。剧集为了戏剧效果，常常让“取消”的惩罚显得绝对化且不可逆转——名誉扫地、事业崩溃——这往往是对现实中权力结构复杂韧性的过度简化。
《绝望写手》中艾娃的遭遇也印证了这种简化逻辑。 她因一个关于政客的“深柜”段子被迅速“取消”，其行为后果的严重性与行为本身之间的断裂感，很大程度上是剧集为追求戏剧冲突而强行嫁接的因果。它虽然生动呈现了取消文化被滥用的风险及其对个体言论自由的巨大威胁，但其情节驱动本身却回避了上述那些塑造现实“取消”事件走向的、充满博弈和张力的复杂因素。
因此，《道格拉斯被取消了》与《绝望写手》所描绘的“取消”场景，更像是一种精心构建的“思想实验”或“道德寓言”。 它们抽离了现实社会网络中的噪音、缓冲、博弈和变量叠加，将“取消”呈现为一个在虚拟空间里一旦启动便直达“绝对惩罚”的线性过程。这种简化处理，固然能尖锐地抛出问题、激发讨论，并警示滥用取消文化的巨大危害，但它也无形中遮蔽了现实世界中取消文化运作的真正复杂性、矛盾性及其与更广泛社会权力结构交织的混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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